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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隨著中國企業海外經營的日益深入，外國法院判決在中國的承認和執行已經成為中國企業境外發展新形勢下的司法新實踐。本文擬在此詳細研討民事、商事案件判決的中國承認和執行的司法實踐要點。 

A公司是一家中國公司，B公司作為其美國的銷售代表公司向A公司購買了一批貨物，價值在3000萬美元，后B公司逾期不予支付上述貨款。根據貨物買賣合同的管轄約定，A公司應該在美國法院處理上述糾紛；故A公司在美國法院起訴B公司，要求B公司向其支付3000萬美元的貨款，美國法院經過審理判決B公司應當向A公司支付上述貨款。判決后A公司在美國對B公司進行了執行申請，執行中發現B公司有房屋土地等不動產位于中國大陸，而B公司在美國的財產多以非上市公司股票的公司股權為主。相對而言，A公司通過執行程序變賣B公司在中國的不動產實現債權可能更為便捷高效。而要能夠在中國實現上述執行程序，首先需要向中國大陸法院提出對美國上述民商事判決書的承諾和執行的申請，獲得中國法院以承認和執行美國判決書的裁定法律文書后，才能在中國大陸執行B公司不動產從而實現美國判決書的所載明的債權利益。

由此可見，中國企業會面臨同一個糾紛需要同時在境外和境內處理的可能性。如果糾紛和矛盾主要發生在境外，來源于境外經營的，那么中國企業就需要在境外有管轄權的司法體系內解決爭議形成裁決，也就是說中國企業需要應對在外國法院作為原告起訴或者作為被告應訴的情況。同時隨著被告中國財產的發現，或者其他訴訟方案的安排，中國企業也會需要完成外國法院判決在中國的承認和執行的工作。

本文擬在此詳細研討民事、商事案件判決的中國承認和執行的司法實踐要點，由于外國法院的離婚判決在中國的承認和執行已形成了司法慣例，故本文討論并不包含此類外國判決。

承認和執行外國判決的法律依據

中國法院承認外國法院的判決裁定，在中國民事訴訟法上有著十分明確的法律規定，在民事訴訟法的第四編的第二十七章“司法協助”中予以了明確的規定。根據這些規定，可以歸總以下要點：第一，中國法院承認和執行境外判決必須滿足以下二個前提條件之一：存在中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該國際條約約定了締約國可以相互承認和執行其他國判決；存在互惠條件，即某一國法院承認和執行了中國判決的，則中國也可以按照互惠原則給予承認和執行。在具備上述條件的基礎上，中國法院有權對案件進行審查，審查的主要內容是外國法院判決內容是否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或者國家主權、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如不違反上述原則和利益的，則中國法院可以裁定承認其效力，需要執行的，可以發出執行令，依照中國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進行執行。但是在審查中如果發現外國法院判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或者國家主權、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則中國法院將不予承認和執行。

2017年9月12日中國駐荷蘭大使吳懇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了《選擇法院協議公約》。該公約于2005年6月30日由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第二十次外交大會通過，于2015年10月1日生效。該公約的主要作用為保障國際民商事案件當事人排他性選擇法院協議的有效性，被選擇法院所作出的判決應當在締約國得到承認和執行。但是該公約并非一經簽署即對中國發生效力，而是仍需要完成中國國內立法批準程序后才能對中國發生效力。而至本文發布日為止，中國沒有參加1971年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制定的《關于承認與執行外國民事或商事判決的公約》，所以總的來說在申請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判決時，目前并沒有多國性的國際條約可以依照。

但是和中國簽訂的民事和商事領域的司法協助雙邊條約的國家，已有38家，分別為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阿爾及利亞、巴西、秘魯、科威特、突尼斯、朝鮮、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根廷、立陶宛、新加坡、韓國、蒙古、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烏克蘭、烏茲別克斯坦、塔基斯坦、保加利亞、吉爾吉斯、摩洛哥、塞浦路斯、匈牙利、希臘、土耳其、阿拉伯埃及、古巴、羅馬尼亞、比利時、西班牙、意大利、法國、波蘭、越南、老撾、泰國。與上述雙邊協定中關于司法協助的表述一般為“本協定所指司法協助的范圍包括：(一)送達傳票和其他司法文書；(二)依請求代為調查取證；(三)承認和執行法院裁決和調解書”。此外，澳大利亞和中國簽訂了《相互鼓勵和保護投資協定》，在這份協定中，雙方約定了對民事商事訴訟和仲裁的承認和執行。所以對于這些國家可以采用雙邊協定來解決上述國家裁決得到中國大陸法院承認和執行的前提要求。2015年6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人民法院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司服務和合保障的若干意見》，明確鼓勵中國法院執行外國法院的民商事判決。

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日本和加拿大這三個國家僅與中國簽訂了刑事司法協助雙邊條約，并沒有在民事商事案件方面簽訂雙邊條約。所以如果在中國法院申請承認和執行美國、日本和加拿大的民事商事判決的話，就根據互惠原則進行適用。具體而言就是需要先尋找美國、日本和加拿大承認和執行中國裁判的先例，然后在以此為前提在中國大陸法院申請對上述國家裁判的承認和執行。也就是說互惠存在一定的先后順序，如最高人民法院曾在1995年6月26日給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五味晃案”復函中明確，中國法院只有在外國存在承認并執行中國法院判決的先例的前提下，才能認定兩國之間存在“互惠關系”，進而承認和執行該國法院判決。所以中國企業只有在上述國家先存在承認和執行中國法院裁判的既有先例的情況下才能適用互惠原則。

我們回過頭來看集中看看美國已有的承認和執行中國法院判決的案例，筆者檢索后發現主要有以下幾例：2011年美國加州聯邦地區法院承認并執行了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就湖北三聯股份公司與美國羅賓遜公司的民事判決；2014年美國聯邦破產法院新澤西州地區法官簽署命令，批準中國浙江尖山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請，即承認了中國破產重整程序的域外破產效力。最新的案例是美國合眾國地區加利福尼亞州中區法院對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邱勤榮訴張紅英等二審判決書進行了承認判決，該案件一審為中國蘇州工業園區人民法院判決。

筆者還找到了以色列和德國承認和執行中國法院判決的案例。2017年8月15日，以色列高等法院對江蘇省海外企業集團有限公司申請承認和執行江蘇省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09）通中民三初字第0010號民事判決書》作出維持以色列特拉維夫法院所作一審的終審裁判，這表示南通中院上述的生效判決可以在以色列執行。2006年5月18日，德國柏林高等法院作出承認中國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無錫中院）關于德國旭普林國際有限責任公司和無錫沃可通用工程橡膠有限公司工程合同糾紛民商事判決的判決。

目前中國法院承認外國法院判決的案例

我國近階段出現了二例承認外國法院判決的案例。第一個案例是2016年12月9日，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蘇01協外認3號裁定書》根據“互惠原則”承認執行了新加坡法院生效判決。南京市中級法院的主要裁定內容是“中國與新加坡之間并未締結或者共同參加關于相互承認和執行生效民商事裁判文書的國際條約，但由于新加坡高等法院曾對中國法院的民事判決予以執行，根據‘互惠原則’，中國法院可以對符合條件的新加坡法院的民事判決予以承認和執行。經審查，案涉判決亦不違反中國法律的基本原則或者國家主權、安全、社會公共利益，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二條的規定，裁定承認和執行新加坡共和國高等法院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的O13號民事判決”。

第二個案例為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年6月30日作出的《（2015）鄂武漢中民商外初字第00026號民事裁定書》，裁定承認并執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縣高等法院第EC062608號判決。該案件的主要裁定內容為“申請人劉利在向本院遞交申請承認和執行申請書時，已向本院提交經證明無誤的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縣高等法院作出的編號EC062608判決副本及中文譯本，符合申請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的形式要件。因美國同我國之間并未締結也未共同參加相互承認和執行民事判決的國際條約，申請人的申請是否予以支持應依據互惠關系原則進行審查。經審查，申請人提交的證據已證實美國有承認和執行我國法院民事判決的先例存在，可以認定雙方之間存在相互承認和執行民事判決的互惠關系。同時，上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縣高等法院判決系對申請人與被申請人之間有關股權轉讓的合同關系作出，承認該民事判決并不違反我國法律的基本原則或者國家主權、安全、社會公共利益。……對被申請人主張的有關《股權轉讓協議》真實、合法、有效，不應當向申請人返還股權轉讓價款的辯稱主張，因本案屬于司法協助案件，并不涉及對雙方實體權利義務關系的審查，在相關美國法院已就此作出判決的情況下，對被申請人的該項辯稱主張本院亦不予以支持。因此，對申請人提出承認和執行美國法院判決的請求，本院予以支持”。

從上述法律法規和案例的演進情況來看，可以說在中國法院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的案例會呈上升趨勢。上文案例中的A公司在熟悉上述法律法規和司法實例后也提起了對美國判決的承認和執行的申請。

承認和執行外國判決的幾大實務問題

在我國辦理對外國法院判決承認和執行事項時應注意以下問題：一是管轄問題。外國法院判決書的當事人應該向有管轄權的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承認和執行。至于具體的管轄法院可以根據下屬文件來確定：《民事訴訟法》第二十百六十五條的規定“因合同糾紛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沒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訴訟，如果合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簽訂或者履行，或者訴訟標的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或者被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有可供扣押的財產，或者被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設有代表機構，可以由合同簽訂地、合同履行地、訴訟標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財產所在地、侵權行為地或者代表機構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結合2002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訴訟管轄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02]第5號，可根據被申請人的具體情況來確定審理法院。

二是送達問題。此類案件的送達需根據中國民事訴訟法的程序規定來執行。案件中被申請人明確為境外主體且處于境外的，可以采取外交送達的方式完成；如果明確被申請人為境外自然人且處于中國境內，但卻沒有明確送達地址的，可以先采取限制出境的措施，再進行公告送達。

三是審查要點。從上述案例可以發現，我國法院在對外國法院判決書所涉案件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進行實體方面的審查時，我國法院的審查重點在于民事判決是否存在違反我國法律的基本原則或者國家主權、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情況，這種審查比較類似于程序性的審查。

四是能否進行財產保全。這個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存在一定爭議，有的法院認為此為特殊程序，不宜進行財產保全。但是筆者認為承認和執行外國判決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債權的最后受償，而到之所以要到中國法院申請對外國法院判決的承認和執行，一般都是因為發現了債務人在中國境內的財產，如果不采取保全措施，那么債務人很有可能會進行財產轉移，從而架空判決書，所以筆者建議法院應許可在此類案件中適用財產保全措施。

五是訴訟費的收取。由于此類案件并不是一般的財產糾紛案件，所以不按照爭議標的的金額來收取訴訟費，一般為按件收取，訴訟費用一般較低。

六是申請人案件材料的準備。此類案件中申請書是必不可少的，同時應提供被申請人的主體信息和送達地址。證據方面需要關注兩方面，一是境外形成的證據要完成證據產生地的公證認證手續，外文證據需要進行翻譯；另一方面是外國法院判決書生效的依據也需一并提供。

鑒于上文中提到的《選擇法院協議公約》一旦對中國生效僅對外國法院判決國內承認和執行問題帶來巨大的司法實踐改變，筆者想在本文結尾對此問題再做進一步探討。眾所周知，跨境業務中之所以合作各方愿意選擇國際仲裁的糾紛解決方式，是因為中國是仲裁裁決承認與執行的《紐約公約》締約國，國際仲裁裁決書可以在跨境生效和執行。如果《選擇法院協議公約》對中國生效后，那么實際上境外判決的跨境生效和執行問題也得到了落實。中國企業在境外經營時應需要有應對糾紛和處理矛盾的能力，同時要習慣對于糾紛的法律后果作出外國法下的預測。比如在外國企業占談判優勢的時候，外國企業完全可以通過合同選擇外國企業所在地的法院審理案件，此種境外司法環境正是中國企業所陌生的游戲規則。而外國企業可以依據上述公約申請外國判決在中國法院的承認與執行，從而實現對中國企業的實際執行。那么反過來也是一樣，中國企業如果在談判中占據優勢則可以在合同中選擇國法院來作為糾紛處理法院，在熟悉的司法環境和司法規則的基礎上，取得有利的糾紛解決主導權，并依據上述公約申請中國法院判決在外國法院的承認與執行，并付諸于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