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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上海國際仲裁中心、中國裁判文書網

編者按：自2013年起，最高人民法院逐漸改變了不認可約定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仲裁的仲裁協議效力的立場，開始承認其合法性和有效性。2013年2 月的“龍利得案”認可了國際商會仲裁院在上海仲裁的仲裁協議的效力；2020年6月的“大成產業氣體案”認可了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在上海仲裁的仲裁協議效力，但均未涉及該等仲裁裁決在我國內地的執行問題。也就是說，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作出的仲裁裁決能否在我國內地執行，一直是不確定的。

2020年8月6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號民事裁定書，認定國際商會仲裁院仲裁庭在廣州作出的仲裁裁決屬于中國涉外仲裁裁決，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而非《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申請我國法院執行。本案是2013年之后，我國首個涉及執行境外仲裁機構在我國內地作出裁決相關問題的司法審查案例，具有里程碑意義，確立了以下幾個重要規則：

1. 首次確定了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作出的仲裁裁決能夠在我國內地得到承認與執行。

2. 外國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作出的仲裁裁決系“我國的涉外仲裁裁決”，而不是“外國仲裁裁決”，即根據仲裁地還不是仲裁機構確定仲裁裁決的”籍屬“。

作出該案司法審查裁定的廣州中院應該已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并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復，因此該案可以認為代表了最高法院的最新觀點，這是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仲裁所面臨的執行障礙的重大突破。此外，北京和上海已經允許境外仲裁機構在特定區域設立分支機構開展仲裁業務，應該認為，我國仲裁市場即將全面開放，境外仲裁機構在內地開展仲裁業務已經沒有障礙。

當然，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比如，境外仲裁機構將來在內地設置的分支機構有沒有獨立性？仲裁地都在北京，ICC上海分支機構作出的裁決和ICC總部作出的裁決有區別嗎？ICC上海分支機構在北京仲裁，司法審查的法院是北京四中院還是上海一中院？

一、案件背景

為建設廣州市某污水處理系統四期廠區工程，中國G公司受中國W公司委托，就相關設備的采購進行招投標。中國H公司中標后，其作為賣方與W公司于2010年2月在廣州簽訂了《建設工程設備采購合同》，后其又委托中國F公司向美國B公司購買相關設備。

2010年4月13日，Z公司為買方，B公司為賣方，F公司為委托方，在廣州簽訂涉案《合同》，約定：F公司委托Z公司作為貨物的進口代理，向B公司購買鏈板式刮泥機（4軸）含刮板檢測系統和檢測系統配套就地控制箱共24套，合同總價為CIF中國廣州黃埔老港壹佰叁拾壹萬玖仟陸佰柒拾美元整等。其中第16條仲裁約定：“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與本合同有關的任何爭議，雙方應通過友好協商解決。如果協商不能解決，應提交國際商會仲裁委員會根據國際慣例在項目所在地進行仲裁。該仲裁委員會作出的裁決是終局的，對雙方均有約束力。除仲裁委員會另有裁定外，仲裁費用由敗訴一方負擔。仲裁語言為中、英文雙語”；第17條適用法律約定：“本合同適用法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Z公司、B公司、F公司簽訂的作為上述《合同》的《補充協議》第3條載明，本合同項下的貨物用于名稱為“廣州某污水處理廠四期工程”的項目中，最終用戶名稱“W公司”，地址“廣州市XX區XX大道XXX號”。

二、爭議解決程序

（一）訴訟程序

2010年12月16日，B公司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稱“廣州中院”）提起訴訟，要求F公司、Z公司和H公司（以下統稱“三被申請人”）支付合同價款等，但因當事人之間存在仲裁協議，法院作出生效裁定不受理B公司的起訴。

2011年5月9日，B公司向廣州中院申請確認案涉合同中的仲裁協議無效。廣州中院于2012年2月22日作出（2011）穗中法仲異字第11號民事裁定，確認案涉《合同》中約定的仲裁條款有效。

（二）仲裁程序

2012年8月31日，B公司向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秘書處對三被申請人提起仲裁申請。Z公司于2012年11月19日向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秘書處提交了答辯書，并在答辯書中提出對仲裁管轄權的意見。F公司、H公司于2012年11月20日向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秘書處提交了答辯書及證據材料。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秘書處于2012年11月29日告知各方，獨任仲裁員將會給各方表達意見的機會，然后對管轄權問題作出裁決。因各方當事人同意此案由一名獨任仲裁員裁決，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在2013年1月10日根據2012年國際商會仲裁規則第13條第（3）款直接委任Jane Willems女士為此案的獨任仲裁員。在2013年4月3日在廣州召開的案件管理會議上，各方對獨任仲裁員建議的程序時間表表示同意，各方和獨任仲裁員于同日完成并簽署了審理范圍書。依據臨時程序時間表，B公司于2013年5月8日提交了書面陳述，F公司、H公司、Z公司于2013年6月5日提交了補充書面陳述。仲裁庭審于2013年6月21日進行，各方均參加了庭審，并就程序和實體進行了陳述，也對互相的立場進行了回復。

2014年3月17日，Jane Willems獨任仲裁員作出案件編號18929/CYK《終極裁決》，裁決內容如下：（1）Z公司為本次仲裁的當事人；（2）合同有效，各方應繼續履行合同；（3）B公司所請求之合同總價共計1,319,670美元由F公司和H公司共同或分別支付；（4）B公司須在收到前文第3項裁決中的全額款項后，立即按照合同的交貨條款，CIF中國廣州黃埔老港，裝船運送設備給F公司及Z公司；（5）B公司所請求之倉儲費用共計92,321.26美元由F公司和H公司共同或分別支付；（6）B公司所請求之保險費共計4,414.4美元由F公司及H公司共同或分別支付；（7）B公司所請求之叉車租賃費用共計10,503美元由F公司及H公司共同或分別支付；（8）B公司所請求之利息將以上文第3項裁決中的全額款項共計1,319,670美元為基數，按照年利率1.92%自2010年9月1日起開始計算直至款項付清。F公司及H公司須共同或分別向B公司支付這一利息；（9）B公司所請求之信用證相關費用共計3,661.23美元由F公司及H公司共同或分別支付;（10）F公司及H公司需按照國際商會國際仲裁庭收費標準以美元支付全額仲裁費141,000美元。因此F公司及H公司需共同或分別支付B公司共計美元70,500美元；（11）F公司及H公司須承擔B公司合理的律師費及其他費用并依照裁決共同或分別支付B公司138,950.50美元、14,015.57美元和人民幣250,000元；（12）其他所有請求及主張予以駁回。仲裁地：中國廣州。

 三、執行程序

裁決生效后，B公司要求三被申請人履行仲裁裁決規定的支付義務未果，遂于2015年4月13日向廣州中院申請承認并執行該裁決。

（一）B公司的意見

根據《2012年國際商會仲裁規則》第35條第（2）款的規定，案涉《終極裁決》已于2013年3月17日起的30日屆滿之時生效。B公司依據《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六十二條及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有關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的司法解釋、批復等申請承認與執行案涉《終極裁決》。由于三被申請人的住所地都在廣東省廣州市，故廣州中院依法對本案享有管轄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意見，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可以在中國境內進行仲裁活動，約定由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在中國境內仲裁解決爭議的仲裁條款合法有效，故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在中國廣州市進行的仲裁合法有效。根據中國法院以仲裁機構所在地為仲裁裁決國籍地的司法實踐，應當認定總部設在法國巴黎的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作出的《終極裁決》是法國仲裁裁決，應按照中國與法國均為締約國的《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的規定得到中國的承認與執行。如果法院認為案涉《終極裁決》是由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在香港的分支機構作出的，該裁決系香港仲裁裁決，也應根據《關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的規定認可并執行該裁決。

（二）F公司的意見

1. F公司在仲裁階段提供大量證據證明了案件的基本事實，《終極裁決》確認這些基本事實，卻又違背基本事實，在裁決書的“仲裁庭的討論”中認定的部分事實錯誤，作出的裁決不公平、不合理、不合法。

2. 根據《國際商會仲裁規則》第31條的規定，仲裁地所在國決定裁決的國籍。案涉《終極裁決》載明仲裁地為廣州市，故依據仲裁規則該裁決的國籍為中國。B公司稱仲裁的國籍依據仲裁機構所在國的國籍確定沒有依據，且與仲裁規則不符。仲裁規則與中國的法律規定相沖突，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不是中國的仲裁機構，案涉《終極裁決》是外國仲裁機構作出的，既不是國內裁決，也不是涉外裁決，該裁決不具有中國國籍。案涉《終極裁決》也不是在《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的另一締約國領土內作出的，不具有另一締約國國籍。

3. 案涉《終極裁決》不應得到承認與執行。首先，根據中國加入《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時作出的互惠保留聲明，由于案涉《終極裁決》不屬于“在另一締約國領土內作出的仲裁裁決”，應當排除適用《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而被拒絕承認和執行。其次，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并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規定的仲裁機構，其在中國作出裁決，當事人無法申請由仲裁機構所在地的中國法院對其進行撤銷審查，不僅剝奪了當事人的合法程序權益，也侵害了中國的司法主權。根據中國加入《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時所作的保留聲明，中國并不允許外國仲裁機構在中國境內進行仲裁活動。《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在“領域標準”之外還規定了“非內國裁決（或非本國裁決）標準”，但目前中國立法對“非內國裁決（或非本國裁決）標準”沒有明確規定，沒有采取以仲裁程序準據法來確定仲裁裁決國籍的模式，故也不應以“非內國裁決（或非本國裁決）標準”適用《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再次，仲裁條款的效力與對裁決的承認和執行是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問題，適用不同的法律規范。B公司主張案涉仲裁條款有效，不能當然得出案涉《終極裁決》應被承認和執行的結論。最后，B公司提出若案涉裁決屬香港仲裁裁決也應得到承認和執行的理由不能成立。B公司主張的有關案例與本案不具有關聯性，不能作為承認和執行案涉《終極裁決》的依據。

4. 案涉《終極裁決》違反了《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第五條第（1）款第（二）項、第（三）項的規定，不應得到承認和執行。

綜上所述，《終極裁決》認定事實錯誤，且超出了仲裁協議約定仲裁的范圍，違反了《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的有關規定，且裁決是在中國領土內作出的，應排除適用《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故該裁決應被拒絕承認和執行，請求駁回B公司的申請。

（三）Z公司的意見

Z公司作為F公司的進口代理人，依照F公司的指示為其提供代理對外簽約、進口保管和對外議付服務，B公司應當清楚Z公司的代理人身份。案涉合同真正的買賣雙方是B公司和F公司，雙方因履行合同產生的糾紛并非是因Z公司的代理行為所致，Z公司也沒有收到F公司的任何有關文件，其沒有任何過錯，依法不應承擔任何法律責任。Z公司作為F公司的受托人，代理權限僅為進口報關、對外簽約、對外議付，對實際交易情況并不清楚，故對是否承認和執行案涉裁決，Z公司不發表意見。

（四）H公司的意見

H公司同意F公司的意見。另補充認為：首先，H公司與B公司之間沒有任何關于仲裁的約定。在B公司申請確認仲裁條款無效的案件中的被申請人只有F公司、Z公司，沒有H公司，由此可以看出H公司與B公司之間沒有約定仲裁條款。案涉《終極裁決》將H公司作為仲裁案的被申請人，并最終裁決H公司與F公司承擔連帶責任，超出了仲裁協議約定仲裁的范圍，根據《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第五條第一款第3項的規定，該裁決不應被承認和執行。其次，《終極裁決》裁定H公司與F公司承擔連帶責任沒有任何依據。本案中與B公司簽訂案涉合同的是F公司和Z公司，H公司并非該合同的當事人。該合同約定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據此無論H公司與F公司是否屬于委托代理關系，H公司都不應與F公司承擔連帶責任。本案中既無合同約定，也無法律規定H公司應與F公司承擔連帶責任。因案涉《終極裁決》適用法律錯誤，故不應被承認和執行。

 四、法院意見

廣州中院認為，根據查明的事實，案涉《合同》第16條所載的“項目”為廣州某污水處理廠四期工程，地點在中國廣州市。廣州中院于2012年2月22日作出的（2011）穗中法仲異字第11號民事裁定書已確認上述仲裁條款有效。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根據B公司的申請，由獨任仲裁員Jane Willems女士組成的仲裁庭在仲裁地中國廣州作出案涉仲裁裁決。根據該事實，案涉仲裁裁決系外國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作出的仲裁裁決，可以視為中國涉外仲裁裁決。在上述認定基礎上，案涉仲裁裁決的被申請人不履行仲裁裁決的，B公司可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的規定向三被申請人住所地或者財產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執行。B公司現主張依據《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或《關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的規定申請承認及執行該仲裁裁決，其提起本案申請的法律依據顯屬錯誤，經多次釋明后又拒不糾正，其應自行承擔由此導致的相應法律后果。鑒此，本案不應作為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案件，依法應予終結審查。本案終結審查后，B公司可依法另行提起執行申請。綜上所述，廣州中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款第（十一）項、第二百七十三條的規定，裁定本案終結審查。